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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走不完的奴役之路:上瘾,在任何一个路口误入歧途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7大观点

3、通往奴役之路

  文/无敌的大王   1944年3月,由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创作的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英国首次出版,同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该书论证道,国家计划经济制度建设的福利国家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是向专制、奴役人民的方向迈进。该书是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这本书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出版,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并常被当今的许多评论家所引用。   拿这本书引出今天的话题,并非是要借鉴它的思想,而是它的名字和隐喻真的不错。我们并非要阐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如何把一个人引向奴役之路,我们只是说说你日常生活中那些事物如何把你“奴役”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却有效的小测试。测试一共有7个问题,问题里的XX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活动替代,比如“玩游戏”、“钓鱼”、“追剧”、“看小说”、“打麻将”、“健身”、“玩泥巴”等等,不管是什么都不必愧疚,没有其他人知道也没有人会指责你。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为每个问题填写与自身情况最为符合的数值:1=从不, 2=很少, 3=有时, 4=经常, 5=总是   测试题:· 你思考如何挤出更多的时间来XX· 你XX的时间比你最初预想的多得多· 你会为了减少愧疚、焦虑、无助或沮丧感而XX· 有人告诉你需要减少XX的时间,但你总是不听· 如果你被禁止XX,你会感到压力很大· 你会因为XX而牺牲工作、休闲活动、或运动· 太多的XX,已经对你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测试结果:以上7个题中,如果你有4项或以上,选择了4(经常)或5(总是),那么你很有可能对XX成瘾。   其实这个测试是大王拿“卑尔根工作成瘾量表”(Bergen WorkAddiction Scale)改的,原文中的XX都是“工作”,倒数第二句原文是“你会因为工作而牺牲爱好、休闲活动、或运动”。   卑尔根工作成瘾量表是由挪威卑尔根大学、卑尔根临床基金会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共同研发的,它的信效度已初步得到国外研究的支持(Andreassen, Griffiths, Sinha, Hetland, & Pallesen, 2016)。设计这个量表的初衷,是为了将积极工作的员工和那些有行为问题、工作过度以至伤身的“工作狂”员工区分开来。但我们显然发现,将任何一种可能导致我们成瘾的行为替代进去这个量表都一样好用。   我们常见的瘾有“酒瘾”、“烟瘾”,似乎上瘾需要凭借一种进入身体的物质;但我们耳熟能详、危害层层递进的三大害“黄赌毒”后两种都是瘾,其中一种还不需要摄入任何特定物质——赌。(大王知道你可能想说黄也是瘾啊,只能说可能是,但未必。)自从电子游戏兴起之后,相信很少有人再会怀疑我们会对非物质的事物上瘾。   美国精神医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2013年出版)中,对行为成瘾进行了重新界定,将“非物质障碍”(Non-Substance-Related Disorders)归入了“物质相关和成瘾性障碍”中(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过去这一类反复发生的行为更多被看作是一种强迫症,但它们如今被越来越多地理解为成瘾。   然而现在看这些精神科医生对成瘾的定义和界定还是显得太为保守和有些许落后,手册中几乎列举了所有能至人上瘾的物质,对于非物质上瘾只单列了赌博障碍。事实上除了上文列举的一些行为,如玩游戏、追剧、追网文,任何让你觉得欲罢不能的行为都可以是瘾。也许物质上瘾的人会去找医生,非物质成瘾的不会(但会被家长逼迫去见杨教授),但非物质成瘾的威力也许远远大于物质成瘾。   上瘾的机制非常复杂,有一点是肯定的,瘾必然伴随着大脑的一些改变——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在大脑的“眼里”,就奖赏(reward)而言,物质和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行为与物质成瘾在表现上的相似。耶鲁大学Marc Potenza教授对有赌瘾的人的大脑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研究发现,赌博所激活的大脑功能区域与可卡因所激活的区域相同。大脑对于快乐的感受取决于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不论外在刺激的来源是作用于精神的药物,还是金钱、性,或仅仅一顿令人满足的大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能带给我们快感的事物,都有可能让我们对其上瘾。   物质成瘾来去有踪容易防范,而非物质成瘾却暗袭无影。人一旦明白了非物质成瘾和物质成瘾没有本质区别,追逐利益的商人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闻风而至。贩卖烟酒、毒品利润虽高却都是不方便的事,甚至有掉脑袋的风险。而精神毒品不需要传递实体就能传播,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能发动对大脑的进攻,也许是一张图片、也许是一段视频、也许是一次免费的机会,你一旦开始就很有可能掉进他们挖好的深坑里。   拿我们最熟悉的“精神鸦片”电子游戏来说,不要以为是游戏恰巧契合了我们大脑的某些需求导致我们欲罢不能,它们都是被精心设计过的。游戏产业界专门研究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让人玩游戏就像吸毒那样上瘾,而且成果斐然。下面引用几张Brain Intelligence(国内一家专注于脑电波商业研究与应用的公司)关于游戏心理培训的PPT,看看它们都已经走多远了。   每一款游戏内在考察了哪一种心理能力(侵删)   市面上看到的游戏基本都是考察执行能力(Excutive Function)的(侵删)   抑制控制的应用(侵删)   动作控制的应用(侵删)   能否看懂这些图不重要,大王只是想说明商业公司可比那些过份谨慎的精神科医生务实积极得多了。在被争议包围中,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2018年新更新的《国际疾病分类》中,专门为“游戏成瘾”设立了条目。然而精神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们仍在为游戏上瘾者为何上瘾开脱,努力将他们的问题归结于其他原因,比如抑郁症、家庭环境因素等。但商业公司可不会管你是什么情况,吸引你消耗时间并赚你的钱是它们的本能,看看下面的宣传语:   
(二维码自动识别)   刺探你的大脑并主宰它,都不需要经过你的允许。大王无意攻击该公司,这么做早就是商业界公开的秘密,对客观规律的发现与发挥是值得赞扬的——在法律框架内。   除了游戏,还有电影、网文都对人脑对刺激的反馈模式有深入的研究。比如网文行业,头三章就要抓住用户阅读的欲望,每一千字就得整个冲突,不然就没人看;电影也是,三分钟一个小高潮。游戏有关卡/任务、小BOSS、大BOSS这些统一元素等,此外还有有限挑战、短期激励、及时反馈和随机奖励等东西,轻易就让你以500小时起步投入到一个游戏上,伴随的还有金钱与其他现实世界方面的牺牲。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脑运作机理的更加明晰、以及各种被动收集个人信息的手段的提升,可以想见会有更多更厉害、形式更多样化的“精神毒品”诞生。它们真正的可怕之处是不需要通过实物传递,它只需要靠传达到一段信息或激发起一种感受,就能到达它的宿主,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击中。再利用AI的数据分析能力,为你量身定制一款产品都不是问题,也许大家玩的是同一个游戏、看的是同一个故事,但彼此的节奏、进程、细节等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改造都是为了更精准地抓住你。   今天貌似写了一些很可怕的东西,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积极向上的人多。人们玩游戏、看剧、上网,用必要的休闲和娱乐调节着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最终成瘾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激进的商业公司利用人脑bug获利,谨慎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寻求问题的源头和解决方案。成瘾这个事情,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受遗传倾向和环境影响。   遗传因素无法改变;科学研究表明孤独的人更容易成瘾。的确,人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与群体脱离了关系的一个人只能被称作是“一只人”吧┓( ´∀` )┏。   我们创立心智矩阵的初衷之一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所有积极向上的人构成的汪洋矩阵中拥有自己的位置,被矩阵保护、被矩阵支持、协同进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和整体。   心智矩阵:新职业社交网络(心智社交),创造好的连接。   心智矩阵未来学院:在线职场大学,连接未来与你。   智能连接算法:连接理想生活,连接你、我、Ta。  文 | 韦森 复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第一、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在19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在当时依然是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但整个世界那时又卷入了由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之中。当时,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就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第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使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的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均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础上的一种复杂的市场秩序的结果。然而,甚至在德国纳粹极权主义魔影变成人类真正威胁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逐渐偏离构成欧洲近代文明之基础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头,试图以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来取代经济的市场运行。哈耶克当时就警告说:“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哪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哈耶克论证道:“国家一旦负起为整个经济生活制定计划的任务,不同个人和集团的应处地位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在政府主导中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决定谁拥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命令权。”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将会全面丧失。“如果‘资本主义’这里是指一个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更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归纳到:“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第三,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并且,“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哈耶克还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处置任一特定物”。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法治、法治国的理念以及自由与法治是什么的关系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而法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第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对于这一点,哈耶克明确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尽管哈耶克一贯地宣扬自由、法治和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张要用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能把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简单地“无为”。在经济领域中,他主张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主张市场竞争体制,并且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因为“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哈耶克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譬如,在谈到过去那些使竞争体制成功运作的积极条件时,哈耶克就指出:“竞争要得以运行,不仅需要组织起来某些足够的建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业所从来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赖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哈耶克还特别批判了那种主张“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政府的无为,或者提出政府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市场,这就错了。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用这种知识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第七,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哈耶克指出,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哈耶克还警告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尽管哈耶克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良序社会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因而主张“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但他绝不是说民主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的职能是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条被限制在大多数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能达成一致的那些领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运行”,这就是把权力放进笼子里去的意思。哈耶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寓意深刻,简单地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有时阻碍变化发展的,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被某些思想“俘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往期精彩:   哈耶克30句经典名言,让你清醒认识当下社会   陈嘉映:哲学说到底,还是希望人能活得明白   卡尔·罗杰斯:心理咨询师的13条人生建议   受益一生的6部经典心理学名著,值得一读再读!   世上只有1%的人能达到智慧境界,他们有16种共同特征!  “你到底是一个媒体人还是一个商人?”电影中伯格曼的这句怒吼质问在《龙纹身的女孩》里有过类似的表述。新闻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繁荣安定了这么多年之后,真的还存在吗?   什么是自由,对谁的自由?每个大众都渴望能够获得真实及时的信息,所以我们呼吁政府或者各种权力团体减少对新闻媒体的干预和束缚。但是,我们却经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对媒体本身,我们是毫无办法的——如果它出于本意想要隐瞒或者误导,我们要如何去监督它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没有办法去监督舆论本身。监管就是不自由,不监管也不见得就自由了——这是一个自由的悖论,这就是这部电影所揭示出来的内涵:媒体本身也是一个利益方,他也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利益需求,这就决定了,它只会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前提上说真话。对普通大众来说,自由只是媒体本身的事情,跟个体毫无关系。   伯格曼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的制作人,和老搭档主持人华莱士访谈过世界上诸多的敏感人物,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入的热点问题和重要事件的内幕和细节,深受欢迎。维根是大烟草公司的一名高管,因为不满公司为了赚钱而加入有害物质让消费者上瘾而被辞退。敏感的伯格曼正好抓到了些许信息,希望做一个关于烟草黑暗内幕的节目,于是找上了维根。然而维根却跟烟草公司有过保密协议,而且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公司牢牢监控了,一方面是契约和威胁,另一方面是良心和愧疚。   最终,饱受内心折磨的维根决定站出来和烟草公司开战,录制节目。而此刻,伯格曼和维根两个理想主义者才发现,强大的烟草集团和公司之间的利益纠葛远比想象中简单,正义和真相在这些大山面前是如此的微弱和渺小。   契约精神、法治观念、言论自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理念,无数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倾注了不少心血去论述和完善这些理念。但是,就像历史本身一样,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有衰退,长久的和平稳定,也逐渐让这些制度本身开始变质腐烂。《惊爆内幕》以一场官司为核心,展现了正义和利益相违背的时候,那些保护秩序和公理的制度,反而变成了自由的铁枷锁,沉重的压垮了真正“理智而良知”的人。   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罪是“利益”,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大市场上围绕“利益”来角逐。为了公平的获取利益,所以有契约,有独立的司法,以及自由的言论。对于一个市场来说,充分的信息和公平的环境以及客观的监督是最好的,整套体系的设计就是让这个市场健康正常的运行。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人道、公正等等美好的修饰,都是利益的筹码而已。所以,律师、商人、媒体人成了最令人厌恶的、血管里流着肮脏血液的职业。   希望讲出真话,捍卫公理的维根,在现实面前的处处碰壁,这个人物的设置本身就触及了这整套体系的弊病所在。   政府、企业、个体、机构、组织全部是整个资本主义市场里的利益体——尽一切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一个竞争的市场。但是,往往,因为市场中个体体量的差异、特殊的属性不同,就会带来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以及失衡。这样,利益的分配就会产生倾斜。另一方面,每个利益体的利益又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很多时候,它们的行为并不见得会是尽职尽责的。例如历届美国政府,选举的时候都承诺选民很多东西,选票是利益,但是本身它们又代表着自己势力和出钱方的利益,这之间存在的矛盾,甚至很多情况下,因为选民是分散的小个体,所以,政府的行为就往往倾向于维护后者了。   就像影片中,两个小人物想要扳倒烟草巨头,而和烟草巨头利益相关的州政府和法律机构立马签发各种禁令来制约维根。相对的,另一个州的政府利益并不在烟草公司,而在于选民的身体健康,所以就站出来力挺维根。   同样的,当那些曝光真相能够带来可观的利益的时候,新闻媒体就一个个俨然成为了神圣的自由守卫者。而当讲真话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时候,媒体们便会全部闭上嘴巴或者谣言扭曲。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当媒体发现揭露黑暗可以赚钱的时候,它们就揭露黑暗;而当曝光伤害无辜个体可以带来收入的时候,它们一样会选择这么干;当它们发现讲真话会受损失的时候,那就闭嘴或者言他。媒体人的操守以及职业素养,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龙纹身的女孩》里的男主角成了最后一个真正的媒体人,丑闻泄露的政治人物或者大明星会选择支付一笔足够巨大的封口费,而《惊爆内幕》里的“60分钟”会选择删除信息。   所以,为了将信息发布出去,造富社会,伯格曼只有去找其他媒体,并且想办法爆料给他们,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公布真相带来的收益会非常可观——当正义的执行变得如此艰难和算计,是多么悲哀啊。   同样,对一个企业来说,利润永远不足够,烟草巨头们已经富可敌国了,可是还是千方百计要压缩成本,抬高利润空间,增大销量。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当维持品质赚的钱超过其造假的话,那就会千方百计维护其产品——所以我们会喜欢国外的品牌,但是当发现造假并且掩盖造假的成本更低廉的时候,许多企业同样会抛弃所谓的道德信誉而铤而走险。快餐巨头们在严密监控的饲养场里饲养催熟肉鸡,制药巨头们在落后地区以免费发放药品的名义处理过期药物或者进行新药实验。《不朽的园丁》是另一部和制药厂对抗的影片,你会发现,在一个所谓的自由世界里,公理的声音往往很难被大众听到。   导演迈克尔·曼的这部作品,如同他另一部杰出的作品《盗火线》一样,剧情张力十足,情节把握精准,细节的勾勒非常生动,场面调度和控制一流。帕西诺在里面演出的媒体人激昂的反抗强大的烟草巨头和媒体,和他《闻香识女人》里怒骂学校迂腐的老上校如出一辙;而罗素克劳则非常精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保守内心煎熬的关键证人。   最后的结局,虽然烟草公司终于被一点点掰倒了,但是良知的守卫者们也黯淡了,这是一个无比失望的故事,甚至是一种失败,星星之火在广袤的黑暗里是如此弱不禁风,它们最终还是熄灭了。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敬那些一直恪守品格,为真理奋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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